【♧】古罗马第一军团失踪之谜

古罗马第一军团失踪之谜是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德效骞（Homer H.Dubs）对汉朝和罗马的关系历史提出的假说，认为西元前53年，克拉苏所率7个罗马军团在卡莱战役中惨败给安息军队时克拉苏长子没有战死，反而率领第一军团突破安息军队防线，没有再回到罗马，不知所终，猜测其最后可能为定居中国甘肃省永昌县骊靬村。
伪史假说
第一阶段
1980年代，甘肃研究人员关亨到访甘肃省永昌县附近的者来寨，现称骊靬村，发现者来寨居民大多长者棕色或黄色头发，甚至蓝色或灰色眼睛。这些村民并且由于奇特的长相而受到歧视。
关亨连同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正义在者来寨展开大规模走访调查，发现者来寨的村民除了长相奇特以外，生活习惯也和汉族截然不同：
村民经常做“牛鼻子”馒头祭奠祖先；
重大节日村民会玩一种类似斗牛的游戏：让牛闻血腥味道；
所有墓葬一律头朝西。
第二阶段
考古学家在者来寨附近发现99座西汉墓葬，具有以下特点：
几乎所有墓主都是男性：专家们由此推断，墓葬可能与军队有关；
墓主头身比例大多为1:8，高于汉族人的1:7.5，却和者来寨居民的头身比例相近：专家们由此推断，墓主不是汉族人，而是外族人；
所有墓葬全部头朝西：和者来寨村民的丧葬习俗完全一致。
第三阶段
专家提出假设：者来寨的居民是西方使团/商团的后裔。但是这个假设很快被否定，因为者来寨并非处于繁华地段，而西汉后期丝绸之路也只是处于开拓阶段，西方商团还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专家决定对者来寨村民进行脱氧核糖核酸检测。一共采集了75份血样，其中接近一半的样本中有欧洲人的基因。关亨、陈正义意外地在者来寨发现一座西汉古城遗址。由于无法说出古城遗址的来源，他们决定从史料记载中寻找线索。
《汉书》中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都护甘延寿，副将陈汤率军攻打匈奴郅支城，发现郅支城采取“土城外有重木城”的防守方式，匈奴人并且派出一支长相奇特的军队，摆出“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阵］”。关亨，陈正义认为，这正是罗马军队独有的防守和进攻阵势，而“夹门鱼鳞陈”正是罗马军队频繁使用的龟甲阵，因此当时匈奴人派出的是一支疑似古罗马军队。《汉书》同时记载：汉军大胜，“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可能俘虏全部带回汉朝。有人猜测，“骊靬”说不定是是希腊语“αλεξανδρία（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异读，并且也是为了俘虏安置而取的名。
第四阶段
根据西方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决定向东扩展实力范围，亲率7个军团征战安息帝国。罗马军队一开始屡战屡胜，却在卡莱战役中遭到安息军队埋伏，死伤惨重。克拉苏长子率领第一军团突破安息军队封锁线（一说普布留斯被俘，后来率第一军团逃脱），但第一军团之后没有再回到罗马，不知所踨。公元前20年，罗马和安息签订和约，罗马要求安息遣返卡莱战役的战俘，才得知第一军团已经失踪。
陈正义大胆推测：第一军团逃出安息后一路向东逃亡，进入匈奴人的领地，后来并且效忠匈奴，直到再后来被匈奴派出与汉朝军队交战。甘延寿，陈汤带回汉朝的俘虏正是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今天居住在者来寨的正是他们的后裔。
假说破解

骊靬人为罗马人后裔的假说因其剧情离奇与浪漫色彩，在网络上颇受欢迎，但是历史文献与科学检定皆否认此假说。台湾学者杨希枚就于1969年在台湾《书目季刊》上发表《评德效骞的〈古代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对德氏一些牵强之辞进行驳议。因为骊靬作为地名早在西元前60年前就已经出现，早于克拉苏被击败的年代，不可能是为安置俘虏而取的名。
希腊词开头音节在中亚语言中常被省略，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亚语读音“坎大哈”，不会是骊靬的音转，非名字来源。骊靬也可称犁靬，指古国塞琉西亚。塞琉西亚的希腊文作Σελεύκεια，读音若“塞犁靬”则很有可能与汉文一样读作“黎轩”或“犁靬”。
陈汤攻杀郅支单于是西元前36年，离卡莱战役已经接近20年，《汉书》〈陈汤传〉：“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由此可见，陈汤已经将虏获分给了协助汉军作战的15座西域国家，根本没记载带回汉朝，何况是骊靬。
鱼鳞阵也并非罗马军队特有的龟甲阵，中国使用这种队形作战的时间远远早于罗马。《左传》鲁桓公五年(西元前707年)“原繁、高梁弥以中军奉(郑庄)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硬说“鱼鳞阵”是古罗马时期的“龟甲阵”，并以此为依据判断罗马军队曾来到中国，实显牵强。
城外有重木城的防城工事也并非由罗马传入中亚的，中亚地区早已有之。
牛崇拜也非罗马文化。祭牛、斗牛是农耕民族普遍风俗。春秋初年，秦文公建怒特祠，用于祭祀牛神。今天的浙江金华等地以及苗族、彝族、黎族、侗族、布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也都有斗牛活动，多数是以牛与牛相斗，日本、韩国皆有斗牛。而在国外，既有近东地区的牛祭，又有源于爱琴海东部的公牛崇拜，还有被称为西班牙国术的骑士斗牛，但唯独古罗马既没有牛崇拜，也没有斗牛之俗，只是人斗兽和人斗人。所以说者来寨村民对牛的崇拜是古罗马人在此居住后的遗俗完全不能成立。
埋葬先人以头朝西，也非纪念罗马，中国古文化埋葬多半是头朝西，表示灵魂寄托西方的意思。
2007年科学家也通过对当地人的遗传鉴定后，发现其Y染色体多为东亚本地固有类型，且大部分单倍型和罗马人没有关系，并指出报道当地人的脱氧核糖核酸有罗马血统的新闻为假新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就曾经撰文介绍国际知名汉学家白佐良的观点，认为“罗马军团流落中国”之说是各路新闻媒体争相抛售的报道，而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也正说明其缺乏足够的科学和文献支持。
德效骞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很多史学家的反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后续的研究。1989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教师陈正义与兰州大学的英语外教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哈里斯、俄语外教苏联学者弗·维·瓦谢尼金及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的关意权教授，赞同德效骞的观点。此假说经过海内外媒体的传播，立即成一个热门话题，并为为骊靬村带来巨大的观光收入。
但是，这四位学者并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从未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陈正义写的书《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仅一本通俗读物。虽然陈正义在书中宣称以可靠的史料写成，却在关键之处率意敷衍联缀、想象，全非严肃的历史学论著。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汪受宽教授认为有关说法大有越炒越热的劲头，并担忧如果学术争论受到经济利益的干扰，出现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情况，那么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媒体都将陷入一场道德危机



【♧】古朝鲜文字
古朝鲜文字（朝鲜语：고조선문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为神志文字。据称是朝鲜半岛在公元6世纪汉字文化尚未普遍传入之前，当地及今日中国东北地区所通行的文字。根据从各地出土的竹简、帛书等资料，古朝鲜文字可能早在卫满朝鲜时就已存在。
据李朝时期的伪书《揆园史话》传，神志文字是檀君朝鲜时期一个叫神志的人创制的。神志的传说有抄袭黄帝时期仓颉造字的嫌疑。据朝鲜官方宣称的檀君陵里有石人像区，该区的石阶左右两旁立有檀君之子和其他亲信臣僚石像。在亲信臣僚石像中，东边的第一个石像便是神志像。
古朝鲜文字的形态由直线、曲线及圆点所组成，与大篆及小篆全由线条所组成略有不同。从形态上来看，古朝鲜文字与秦朝以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以前在齐、鲁、燕、赵一带所流行的“简化大篆”相似。据朝鲜官方宣称在平安北道龙川郡新岩里出土的陶器里刻有神志文字模样的两个字，在中国辽宁省古朝鲜时期古墓中出土的陶器里，也刻有与此相似的两个字。出土文物中共找出有16个不同的的象形文字或符号，为这种‘神志文字’传说的原型。 中国辽宁省喀左县平房子乡北洞村出土殷晚期青铜器中，方鼎内底中心有铭文“亚侯”，佐证是在箕子之国发掘，而箕子朝鲜实际为侯国。在箕侯国发掘的青铜器铭文则为大篆的一种。 箕子朝鲜从中原迁出之际，燕国、孤竹国等地也有大量东夷移民进入箕子朝鲜地区，而此段时期正为青铜器文化的顶峰。
与谚文的关系

韩联社引述朝鲜民间史学者구길수认为：今日在朝鲜半岛通行的谚文是直接从古朝鲜文字演变而成，而古朝鲜文字则是从金文演变而来。
根据1911年成书的《桓檀古记》（환단고기）的编撰者桂延寿（계연수）的主张，训民正音其实脱胎自古朝鲜文字，而古朝鲜文字大约在公元前2181年，由三世檀君嘉勒（가륵）时期的三郞乙普勒（삼랑 을보륵）所发明，取材自古篆字及梵字。在《燃藜室记述》（연려실기술，前2182年－前2137年在位）亦有类似的纪录[5]。由于桂延寿是日占朝鲜时期的人，其主张与其它在朝鲜时期完成的历史书（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都受到各国历史学者[谁？]的质疑。
古代的争议
而1443年世宗大王命令使用谚文的时候，就受到众多朝鲜文学家的攻击，这些学者认为抛弃汉字就等于失去了通向知识的途径。崔万理曾说:
“ 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累哉？ ”
将谚文看成了“螗螂之丸”，而是汉字是“苏合之香”。并没有证据表明谚文起源于古朝鲜。




【♧】大朝鲜帝国史

《大朝鲜帝国史》（韩语：대쥬신제국사），是韩国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朝鲜半岛历史专著，作者是金珊湖。 此书之内容与传统历史大相迳庭，将古代朝鲜描述成一个领土涵盖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大帝国，中国古代人物、部落、日本皇室说成为朝鲜民族后裔，韩语为全世界语言之母等等，其另类史观引发三国争议。曾为韩国的士官学校用作教材。
《大朝鲜帝国史》其分五卷：
第一卷：描述朝鲜民族起源，把朝鲜民族与中国传统史观的东夷民族联系；
第二卷：描述朝鲜对日本的开化及殖民；
第三卷：描述朝鲜与唐朝的对抗；
第四卷：描述朝鲜入侵唐朝的战争及弁韩和马韩后裔组成契丹族、女真族两族，分别建立辽朝和金朝；
第五卷：描述朝鲜联合蒙古入侵日本，及朝鲜王朝的建立。
争议
由于本书的独特历史观，使得中国及日本反感。然而，事实上不论是日本还是韩国的文化、习俗都是间接或直接源于中国。因此，有些网民都以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认为是因为韩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信心的表现。






【♧】“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
谣传是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台湾所做的评语，或说是清末时清廷对台湾的评价。此语近年广泛受到引用，包括论文、政治人物言论、教学教材，以及电影文案等。但在现有清朝官方奏折档案、私人文稿函电及中日双方甲午战后谈判文献中，均未能见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文字纪录。
清领台湾
1683年，清朝康熙击败郑克塽取得台湾后，清朝官方曾对台湾弃留进行辩论，反对者提出：“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之广；裸体文身，不足共守。日费天府金钱而无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矣”等对台湾的负面评价。康熙皇帝本人起初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于此同时，支持“留台”的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说台湾“……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他的意见后来获得康熙皇帝和清朝政府采纳，将台湾收归版图。
清朝统治台湾期间，政府官员对台湾评价不一，贬抑言论如：“台湾乃海外孤悬之地，易为奸宄逋逃之薮，故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三年小叛，五年大乱”等。称赞台湾、提出台湾重要性的言论则有如沈葆桢认为：台湾乃东南沿海七省之门户，幅员广袤、千里沃饶，久为他族所垂涎之语。
甲午战争
1894年中日因为朝鲜问题发生甲午战争，日本在陆上和海上两方都获得胜利，随后在1895年的马关谈判时提出中国除了放弃朝鲜宗主权与赔款之外，还必须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和谈条件之一。传说中方代表李鸿章，在当时对清廷或日本提出了“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的说法。
关于此语的不同版本

“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一语存在数个版本，列举如下：
康哲行的《西城旧事》中记载：1948年的北京曾经有过台湾“花不香、鸟不语”的流言流语，而据康哲行的父亲在台湾的朋友邀请他到台湾的信中说，这些都是“共谍的谣言”。而1977年李牧华出版的书里，也记得“有一位作家在一篇文章上说过”。
王鼎钧《用笔杆急叩台湾之门》一文提到他以前投稿报社时知道中国大陆有一首民谣：“台湾的水，向西流，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但他自认为，这首民谣并未在民间流行，而是李鸿章写在奏折里安慰慈禧太后的，还提出这首民谣“是李鸿章的幕僚捏造出来的”的假设。
传说李鸿章曾说：“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割让出去并不可惜”
或李鸿章曰“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瘴疠之地，割之可也”。
也有将“割之可也”换去成为“台湾山不清，水不秀，鸟不语，花不香，弃之不足惜。”
指出较为详细的时间和过程：“甲午战争，日本要求割让台澎二地。当时掌权的慈禧太后对台一无所知，令特使李鸿章呈奏禀报，李鸿章曰：‘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瘴疠之地，割之可也。’”。
“在中国方面，满清战败，李鸿章力谏慈禧太后求和说，‘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弃之不足惜。’的同时，希望日本能够全力攻台，来减轻对中国大陆（满清政权）的军事压力。”
广泛流传

此语在最近三十年的中文世界里流传甚广，有为数不少的出版或印刷品曾引用过此段文字。依时间先后排列，列举如下：
哲学教授杨士毅在其于1991年出版的哲学著作《逻辑、民主、科学：方法论导读》之中，两次用此评语作为例子，描述中国对台湾的心态，是可有可无、方便拿来偿还打输日本的荒地。
徐宗懋引此语论述大清对台湾的印象与不耐
作家叶石涛举这句话，痛心乙未割台时，台湾人从南到北抵抗日本侵略，祖国却用这样的冷言冷语令台人寒心。
林玉体则用这句话，强调清代官员心不在此，且在中国自愿切断与台湾之脐带，对台湾处境不理不睬时，台湾人因为受儒家教育，仍然“跳不出这个‘正统’的网罗，误认中国才是故乡”。
台湾政治人物姚嘉文在其著作《十句话影响台湾》中第四章全篇都在叙述此十二字对其的影响。文中提到：“（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为避免清廷责备，并向西太后及朝野安抚及搪塞，于是说出这句话：‘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弃之不足惜。
作家龙应台也曾在2007年于澳洲墨尔本演讲时提到，“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这个1895年提出的句子，在100年后的1995年时还被吕秀莲引用来指陈中国从来就没有在乎过台湾。
现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的邵建于《胡适前传》一书中，提到胡适幼时举家搬迁来台，但很快便遭逢甲午战争，而李鸿章弃守台湾使胡适父亲胡传跨海厦门时死于脚气病。
作家王鼎钧评论，此语惹得许多台湾人生气，将之当成“外省人歧视台湾人”的证据。但王鼎钧说，“这是李鸿章安慰慈禧太后之语，甲午战败，割让台湾，李鸿章很难过，慈禧心里的滋味又岂能好受？所以李鸿章故意贬低台湾的价值，君王专制时代臣子如此进言，人人知道他言不由衷。……这首民谣恐怕是李鸿章的幕僚捏造出来的吧？怎么没从别处看到同样的记载呢？”
除此之外，这段据传的谈话，从未见引用于台湾和中国史学界的相关史学论著中。
质疑与评论

虽然此语流传广泛，但包括李敖在内的相关研究及评论者指出，事实上，根据历史文件，未能发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纪录。他们也认为从李鸿章对台湾的态度等层面，此语应非出自他口。
李敖曾在他主持的个人节目中提到：“我们现在根据这些历史文件查得很清楚，李鸿章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从来没有说过台湾这个地区，男无情女无义，鸟不语花不香，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也从来没说要把台湾卖掉……一开始伊藤博文要把台湾割走的时候，李鸿章谈都不谈，后来形势逼人，不谈也没用……”。
评论家南方朔也提出这段话并无出处，且在参与马关谈判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蹇蹇录》里也未提到类似的话。南方朔认为无论此言有据与否，台独论述借着这样的话语，呈现“中国人蔑视台湾人”，同时自己站在清代官吏的对立面，以建立一套台湾是鸟语花香有情有义的美好乡土论述。“这些记载和句子，后来都成了台湾独派感情论的核心”
台湾学者戚嘉林认为，以李鸿章的政治地位和见识学识，应不会说这样不得体的话，这有可能是遭政敌诬陷之语。戚嘉林进一步分析，李鸿章对台湾十分重视且“功在台湾”。譬如，李鸿章曾在日本出兵台湾前分析日本“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而在其后发生日本出兵占据台湾恒春之时，舍近求远调动驻防徐州的精锐部队6,500人赴南台湾布防，并最终成功以局部优势兵力逼退日军，保卫了台湾。该事件之后，李鸿章将这批精锐部队留在台湾驻防。如果李鸿章认为台湾轻易可舍弃，则不会如此大费周章，而应该不布防或者至少就近调取广东福建的部队。此外在甲午战争十年前（1884年），法国欲侵袭台湾，此时李鸿章大力支持台湾的防务工作。除推荐刘铭传主持台湾防务工作，还设法拨备款项用于购买巨炮等。并支持在台招商办矿等事宜。
李鸿章对台湾的态度
李鸿章于8日中午覆电总理衙门：“昨接唐抚电，敌未来犯，军民心固似可坚守。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被节略中驳论及此。但窥日意，仍逐日由广岛运兵出口，恐添赴台，将有南北并吞之志。旨饬让地以一处为断，即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日原图所划奉天经纬线度，竟连辽阳、田庄台、营口均包在内。辽阳未失，尚易辩驳。此外日兵以据之地，彼已设官安民，极力争论，未易退让。可俟会议时，查酌妥议，似难由我预为决定。总之，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
李鸿章在与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马关条约的谈判时，曾在第三次会谈中声明“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
第四次会谈中警告日本“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
之后另一次会议中，李鸿章总结道：“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7次谈判极力争取保留台湾，但驻日使馆发送电报的密码在甲午战争前被日本情报机关破译，因此日方获知中国意图尽快促成议和，导致日方强硬坚持割取台湾


【♧】诸神的战车？未解之谜

Chariots of the Gods? Unsolved Mysteries of the Past
作者 艾利希·冯·丹尼肯
原名 Erinnerungen an die Zukunft: Ungelöste Rätsel der Vergangenheit
语言 德语
出版者 Econ-Verlag (德国)
Putnam (美国)
出版日期 1968年
众神的战车？过去的未解之谜（德语：Erinnerungen an die Zukunft)是由艾利希·冯·丹尼肯在1968年撰写的一本书。

从绳文时代后期（1000 - 公元前400年）在日本的雕像，达尼肯解释为描绘一个远古外星人。
冯·丹尼肯认为，这些文物是由外星访客或由人类从他们身上学到必要的知识。这些文物包括埃及金字塔，巨石阵和复活节岛摩艾。进一步的例子包括Piri雷斯地图据称，因为它是从太空中看到地球，一个中世纪的地图，并在秘鲁的纳斯卡线，这是他作为一个机场的飞机跑道解释。
世界各地的古代艺术品作为宇航员，空气和空间飞行器，外星人，和复杂的技术描绘的诠释。
宗教的起源解释为反应接触外星种族，包括旧约圣经的诠释。据冯·丹尼肯，人类认为外星人的技术，是超自然的，自己是神的外国人。丹尼肯要求大多数宗教的口头和文字的传统，如果包含恒星和车辆通过空气和太空旅行的旅客。这些，他说，应解释为在时间的推移改变，变得更加晦涩的文字描述。例子：如以西结在旧约的启示，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形像天使降落飞船的详细描述，解释。摩西和方向'上帝'给他建造方舟“公约”，这被认为是通信设备与一个外星种族。很多和他的大家庭正在有序像“天使”到山上，由于神的城所多玛的毁灭人类。他的妻子回头一看，在可能的核爆炸，下跌“当场死亡”。达尼肯试图绘制“货物崇拜”，在南太平洋的一次孤立的部落时，误以为神先进的美国和日本士兵的二战期间和之后形成的一个比喻。
批评
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拒绝了他的想法，声称这本书的结论是基于错误的，伪科学的证据，其中一些后来被证明是欺诈或制作，并在不合逻辑的处所。例如，罗纳德的故事写了一本书，题为《反驳丹尼肯在1976年的想法太空神透露》一个类似的国际畅销书，题为《崩溃转到克利福德威尔逊战车》在1972年出现。
此书出版后不久，冯·丹尼肯被指控偷窃法国作家罗伯特·沙鲁的想法。
卡尔·萨根等科学家曾批评艾利希·冯·丹尼的著作、观点及说法让许多人信以为真与误人子弟。






【♧】福尔摩啥
1704年版扉页
作者 乔治·萨玛纳札
原名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出版地 伦敦
语言 拉丁文、英文
题材 旅行 (幻想)、台湾
出版日期 1704年
《福尔摩啥》（英语原书名：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日本天皇之福尔摩沙岛历史与地理的描述 ），是一本在1704年，于欧洲出版的一本有关台湾的专书，作者乔治·萨玛纳札（George Psalmanazar）自称是来自台湾的土著。书中对台湾的历史背景及地理状况，以及岛上居民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有详尽的描述。后来发现，作者并不是什么台湾土著，他对台湾的地理、历史、宗教信仰的描绘，和动物与植物的叙述，也都是凭空捏造的，因为他根本没去过台湾。
台湾出版社大块文化于2004年年底出版此书的正体中文版，译为《福尔摩沙变形记》。

本书是典型的“伪书”，不过却由于欧洲人对神秘的东方感到好奇，被广泛的翻译和阅读。本书详述了“福尔摩沙人”的服装、饮食、仪式和风俗、政治体系、生活方式等各行各业的事物，不过全都是由萨玛纳札所创作。例如，可以从“福尔摩沙人”的服装判别身分地位，并详细描述了王族、总督、贵族、平民等阶级的服装。王族和总督的服装镶嵌著宝石，来强调其豪华。而平民则是裸体，只用金属片遮蔽私处。同时，也有一年牺牲18,000名少年心脏给神明的记述。“福尔摩沙”平民阶层的生活习惯，则几乎与日本人雷同；但是也有着“日本人平时戴着小帽子”这样捏造的风俗。
该书所描述的“知识”实际上是其他旅行报告的混合体，特别是被阿兹特克及印加文明的描述所影响，另外再参杂了一些有关于日本的片断知识；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可能也是灵感之一。

漂浮的村庄
萨玛纳札在该书创造了“福尔摩沙语”及“福尔摩沙文字”，书中也附有“福尔摩沙文字”的一览表。“福尔摩沙文字”共有20个字母。“福尔摩沙语”则与日本语相似。萨玛纳札在书中论述，日本人的祖先由于被中国所放逐，对于中国怀恨，因此语言和及其他样式皆与中国不同。并且，日本人的祖先最早在“福尔摩沙”居住，因此日本的语言、风俗也残留着在台湾岛。但是之后日本人连续不断改变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因此日本与“福尔摩沙”逐渐产生差异。无论如何，以上内容都是萨玛纳札一人的创作，完全没有根据。

作者乔治·萨玛纳札（1679年?－176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本名不明。为了能在法国各地免费旅行，萨玛纳札一开始冒充要到罗马朝圣的爱尔兰僧侣，但是很快这个伪装就被识破，因为法国当地许多人对于爱尔兰很熟悉。萨玛纳札于是决定需要一个更异国情调的伪装，他利用在耶稣会的神学校所得到有关远东的传教士报告，假扮成一位日本基督徒。
在到罗马的计划失败后，萨玛纳札在1700至1702年开始在德意志各诸侯国间旅行，并在1702年出现在荷兰，担任临时雇佣兵及士兵。这时萨玛纳札的注意力已经从日本转移到更罕为人知的“福尔摩沙”(今日的台湾)。1702年末，萨玛纳札遇到苏格兰圣公会随营司铎William Innes，并在1703年从鹿特丹抵达伦敦。
在抵达伦敦后，“有着奇异行为的外国人”的新闻在英国受到关注；翌年，《福尔摩啥》出版，在知识阶层受到赞赏。之后25年，虽然不时有人提出质疑，但是萨玛纳札面对质疑却都能将不利的批评一一反驳。之后坦白事实，于是被逐出学术界，而后革心返回基督教会，1763年在伦敦死去。

初版以拉丁文出版，1704年英文，此后被翻译成法文及荷兰文等。出版之初，作为当时欧洲人还不甚了解的远东学术书，填补了当时远东知识的空白，受到知识阶层的广泛好评。虽然之后被发现是捏造，但18世纪初的数十年，此书对于欧洲人对远东的认识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原先被认为是正式学术书的被揭穿是假造，此事对后来的“评估历史研究口承传达的可靠性”的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皮尔当人

1915年约翰‧库克的描绘画作。（由左至右）后排：F·O·巴洛、G·艾略特·史密斯、查尔斯·道森、亚瑟·史密斯·伍德沃。前排: A·S·安德伍德、亚瑟·凯斯、威廉·普兰·派克拉夫特以及瑞·兰卡斯特爵士.
被称作皮尔当人（Piltdown Man）的是一块伪造于20世纪初的古人类颅骨与下颚骨化石。其发现地点在英国东萨塞克斯郡尤克菲城（Uckfield）附近的村庄皮尔当。这些骨骸被当时的考古学专家宣称为某种前所未见的早期人类遗骸化石，而拉丁学名Eoanthropus dawsoni即被赋予该样本。
之后，这些样本的重要性成为考古学界的争论主题，并持续到1953年才发现其实是个由一只猿猴的下颚骨与一颗完全发育的现代人颅骨拼凑而成的赝品。一般认为这起造假案是自称为发现者以及为其命名的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之杰作。该看法引起强烈的争议，而许多其他人选也被怀疑为该造假案的始作俑者。
新发现
关于皮尔当人颅骨的发现缺乏资料，但在1912年十二月某次皇家地理协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举行的会议上，道森宣称四年以前就从皮尔当砂石坑的工人那儿得到一片颅骨的碎片。根据道森的说法，现场的工人在他到访前不久发现颅骨并将其敲碎。之后几次探访当地时，道森发现更多颅骨碎片，并将其拿给亚瑟·史密斯·伍德沃（Arthur Smith Woodward），即大英博物馆地理学部门主管。由于对此发现大感兴趣，伍德沃于1912年七月至九月间随同道森前往发掘地点重新发掘出更多颅骨与下颚骨的碎片。同一次会议上，伍德沃宣布碎片重建的结果显示这颗头颅在许多层面上类似于现代人，除了枕骨（位于脊椎上的颅骨部分）与脑容量，而后者大约是现代人的三分之二大小。之后他继续检查仅有的两颗状似人类臼齿的外观，其与现代的年轻黑猩猩臼齿之间差别不大。根据大英博物馆的复原颅骨，伍德沃认为皮尔当人代表人与猿猴之间失落的环节，而这副状似人类的头骨与类似猿猴的下颚骨之组合显然支持这见解，不久在英格兰也流行起人类演化是先从脑袋变大开始的说法。
几乎从此开始，伍德沃的皮尔当碎片复原受到强烈的挑战。取自大英博物馆，放在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的相同碎片复制品在复原过程中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脑容量和其他特征皆相似于现代人的模型。然而除去这些差异，似乎未显示出由颅骨上的关联性引发的全然赝品可能性。
1915年，道森宣称在最初的发现地点大约两英里外发现第二具颅骨（皮尔当2号）。根据已知的资料，该受质疑的发现地点从未被确认而且发掘物似乎完全没有纪录建档，而伍德沃则未曾再造访发掘地点。

皮尔当人纪念碑
1938年7月23日在皮尔当的巴克姆庄园（Barkham Manor），亚瑟·凯斯爵士揭幕一座纪念碑，用以标示查尔斯·道森发现皮尔当人的地点。凯斯爵士在他的致词演讲结束前说到；
只要人类对其自身过去的悠久历史、对我们祖先经历过的世事变迁、以及对追越他们而付出的大量心血感到兴趣，查尔斯·道森之名将永留青史。我们宜将他的名字与萨塞克斯这如画的一隅—他进行探索的现场—做了连结：现在我很荣幸为这块纪念他的巨大石碑揭幕。
纪碑上的铭文写到：
在这古河床砂地上，查尔斯·道森先生，FSA发现皮尔当人的颅骨化石，此于1912年至1913年之间，这发现由查尔斯·道森先生与亚瑟·史密斯·伍德沃爵士于1913年至15年间于皇家地理协会季刊上发表。
揭发真相
皮尔当造假案的揭发过程是在1953年由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提出，而其他机构也接连被邀请出席许多相关学术活动。这时皮尔当人早被视一个与其它地方发现的化石展现之人类演化主流驱力完全矛盾的畸形品：皮尔当人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赝品，部分像人而部分又像猿猴。它是由中古时代人类的颅骨、一只五百年前沙劳越红毛猩猩的下颚与黑猩猩的牙齿化石组合而成，而老旧的外表则是用铁锈法与铬酸侵蚀造成的。就赝品本身而言，下颚与颅骨连结处不合的问题是以简单的权宜之计解决：敲掉下颚股的尾端，下颚上的牙齿被锉平以满足需要，而此举意外导致人们对整件标本真实性的怀疑，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中一颗臼齿顶端倾斜角度与其他牙齿大不相同。显微镜检查则透露牙齿上的锉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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