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峰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60－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怎能说自己饿呀。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就是给社会主义国家丢脸。怎么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茂密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可这个官方话语体系里不会有真相，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可是你们那个著名的图书管理员是农村出身，却不明白？彭德怀也是农民出身，有一次就说了真话，这个亩产量不太可能吧……后来，他的遭遇大家想必是知道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清凉的河水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待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屠杀同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还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62%，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62%……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出版审查依然严格，章怡和先生写了本关于梨园往事的书，到现在还是被禁。你连伶人的真人真事都怕，这比老佛爷还狠了。每当我看到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时，我就想，其实这也可以看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一会儿是天花板那几个名字是敏感瓷，一会儿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一会儿南湖、船、天安门，“民众”、“聚集”，甚至一度连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要改成我们党，才可以发送上去……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腊肉，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我觉得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二、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安有一种通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先生，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邝、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出了设计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BUG，为了补上BUG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BUG，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现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忽然想起，今天我还在禁言期，一个长期习惯性周期性的被禁言者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历史：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这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调侃皇室也是被某种程度允许的。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大搞裙带关系）。

体制内的白居易这样写了，居然没出事，且这首诗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款歌，换现在作协文联的人去调侃一下国母试试，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居然还写诗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论自由方面其实还算可以的，这两朝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狱开始，也是中国慢慢被世界抛弃、围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种假话谎话鬼话。正如我在香港书展里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不能说出浪漫的话，不能说出有前瞻的话，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饥饿，不是没拿到诺贝尔奖，不是GDP不够高、不是没有发行量广大的党报，而是民众失去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在我看来，民众能否自由地说话，是这个国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标志，让民众说话，国家才有生命力。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现在“说话”成为大的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在英语系有莎士比亚，西语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法语系有巴尔扎克、杜拉斯时，这个曾经出现李白、周邦彦、徐志摩、沈从文、李颉人的国家，不应该只靠赵本山、郭德纲丰富话语。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